为了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继续深入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暑假，天津学联成立了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选择天津近郊的王兰庄、小园和姜井等村作为活动点。河北女师的王玉玲（安琳）分在小园，这个点由吴祖贻负责，经常参加活动的有程人士（程宏毅）、杨若余等。河北女师的吕贤棻（于瑞英）参加姜井点，负责人是马毓臻（纪波），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张文展、杨希龄、杨若余。

　　我们刚来到村里时，农民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这些“洋学生”。我们主动地接近他们，跟他们拉家常，很快就熟悉了。我们一边进行开课的准备工作，一边在村里张贴标语，挨家挨户做动员。白天我们给孩子们补习功课，教他们识字，教他们唱救亡歌曲，给他们讲《最后的一课》等故事。虽然孩子们不能完全领会所讲内容，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晚上，我们给大人们讲课，结合他们所接触过的事情，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例如，我们讲鬼子低价买我们的棉花，高价卖给我们布匹，走私不纳税，这是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我们还给他们讲“海河浮尸案”和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等，他们听了非常气愤。

　　除“义教”本身外，我们还组织了歌咏队、话剧演出队，到各义教点及附近村庄演出。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通俗剧团。我们排演的都是抗日救亡和有关妇女解放的节目。“义教”结束时，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在操场上搭了戏台，先由吴祖贻等人演讲，然后演戏，演出的话剧叫《打回老家去》。我们先在小园演，后到姜井演。演出是成功的，很受群众欢迎。通过“义教”，不仅宣传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农民群众中生根开花。而且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我们对劳苦大众仅仅是同情，而通过这次深入接触，我们开始懂得了人民群众是抗日救亡的主要力量。在农村的这段艰苦生活，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相互激励，以苦为荣，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次到农村，我们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深深的认识到，必顺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制度，祖国才能得救，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在思想觉悟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在党的关怀和培育下，在“义教”结束时，我们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在农村中传播抗日救亡的种子，也在斗争中改造了自己；来时我们还是幼稚的青年学生，回去时已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了。（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