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都是繁花时节。金黄的连翘、粉白的杏花、赛雪的梨花粉墨登场，香气四溢。可是我的目光总是被一株株挂满榆钱的榆树所牵引。它们使我想起了故乡，想起我的童年。

　　小时候，故乡老屋的后院种着七八棵高大的榆树，中间围成一个园子。夏秋季节，父亲精心地在园子周围扎上篱笆。篱笆里有序地长着常见的瓜菜。篱笆外，树与树之间长满茂密的菊芋，明黄色的花朵一簇簇地顶在梢头，散发着阳光暖暖的味道。母亲养的鸡仔们在树下悠闲地散步，在菊芋丛下乘凉或捉小虫。我常在午后钻进菊芋丛中，看看有没有不守规矩的鸡把蛋丢在那里。偶有斩获，便喜不自禁，高举着鸡蛋递交给母亲。

　　榆树的皮灰褐色，表面沟壑粗糙。别人家院子里有的种槐树，五月初会开出一串串白花，花香扑鼻；有的栽种泡桐，树皮溜光，叶如蒲扇，春天每个枝杈上都架起一串串淡紫色的喇叭花，煞是淡雅；还有栽种桃树梨树苹果树的，既开花还有果。我不解地问母亲，为啥咱家要种又丑又没用的榆树？母亲说榆树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榆树的果实叫做榆钱，和“余钱”谐音，有企盼富足之意。富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象不出，但是榆钱总是让我欲罢不能。

　　春日几场风和雨，榆树枝杈上先是开满了细密的紫红色的小花，接着便密密匝匝地箍满了榆钱，一串串的，翠绿鲜肥，常引得一群熊孩子拿着竿子在树下徘徊。我也想吃，怎奈没有上树的本领。

　　母亲把一根粗钢丝的两头各绑在一棵大榆树上，权当“晾衣绳”。“晾衣绳”很高，我个子矮，够不着它。每年立冬砍倒了大白菜，父亲就在院子里挖一个很深的菜窖用来冬贮。先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十几根胳膊粗细的树干搭在坑的东西两头，然后铺上厚厚的玉米秸，最后再把挖出的土盖在玉米秸上，留一个口能进出取菜。

　　挖好的菜窖要高出地面很多，“晾衣绳”就在菜窖西面的边沿处。我一伸手就够到了“晾衣绳”。双手拽着钢丝荡秋千（我们叫“打悠悠”），双脚一蹬，就离开菜窖，整个身体腾空，飞一样。荡回来时，双脚却怎么也挨不着地，心里一慌摔到了菜窖的坡底，大约两米多高。我那时也就一米多一点的样子，摔下去浑身是土，脸也擦破了。母亲板着脸告诫我，不许再去“打悠悠”。用母亲的话说，我比男孩子还淘。我不在乎，继续背着母亲偷偷去。我还练就了一门“绝技”，借助钢丝前空翻。虽然没再摔过，母亲也是不放心，时不时地去看看我是不是又“练艺”去了。长大后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我总是假装埋怨母亲对我不能因材施教，没有发掘我的特长。彼时菜窖还没有拆掉。我一边在菜窖旁晾衣服的钢丝绳上“打悠悠”，一边垂涎树上的榆钱。

　　我的三个哥哥倒像是灵敏的猴子，嗖嗖几下，全上了树。他们骑坐在树杈上，一只手揽着树枝，另一只手麻利地把榆钱撸下，迫不及待地揉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我央求哥哥们折几枝榆钱扔给我。他们却故意逗我，一边冲我摇头晃脑一边吧唧嘴，就是不给我。我又急又气，于是威胁他们：“你们不给我吃，我就去告诉妈妈，说你们又上树磨破了衣服！”

　　他们并不害怕。三哥笑着对我说：“你敢把我们爬树的事告诉妈妈，我就把你‘打悠悠’的事也告诉妈妈。”吓得我赶紧灰溜溜地噤了声。谁让我有把柄在他们手上呢？

　　“娟子，赶紧给我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已经站在我身后。我一激灵，“哧溜”一下从钢丝绳上掉下去，骨碌到菜窖的底部。

　　确认我没摔坏，哥哥们抱着树干哈哈大笑。不过，他们也没有得意多久。母亲把二哥三哥赶下树，让他们递给大哥一把锯子。大哥三下两下锯下一根树杈，挂满了榆钱，落在地上，充满了诱惑。

　　我早从地上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土，去屋里拿了个大盆出来。我和哥哥们把肥嫩的榆钱撸下来，放进盆子里，不时地顺几口，春天特有的清香沁透整个身心。偶尔我和哥哥们会目光对视，而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傻笑。二哥甚至学着爷爷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哼起了京剧《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母亲舀出半盆玉米面和好，将我们择洗好的榆钱掺在玉米面里，加上盐、五香粉，贴出香喷喷的饽饽。玉米面榆钱饽饽是我家每年春天的传统美食。玉米饼的香、盐的咸和榆钱的鲜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味蕾。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对于我们不啻为一顿盛宴，令我们至今回味无穷。

　　后来，房屋院落改造等原因，那几株大榆树早已没了踪影。如今，当我在他处抬头仰望，目光穿过疏落有致的树冠，似乎仍然能看到榆荫遮蔽下的岁月。那里安放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和念想──“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