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创作高峰期。在这个文学盛世中涌现出曹植、王粲、刘祯等大批著名诗人，他们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了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一直为后人所称颂。而建安文学的开创及引领者便是有着乱世奸雄之称的魏武帝曹操。

　　众所周知，曹操是汉末乱世中的著名军阀，同时又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关于他的文章，包括《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魏武帝集》《武皇帝逸集》今天都已亡佚，但诗歌却大多被保留下来并且享誉后世。钟嵘在《诗品》中称赞曹操的诗“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概括而言就是说他在诗中用质朴率真的语言来反映现实，抒发感慨，于悲凉之中多慷慨之气。重要的是，这种慷慨悲凉是专属于曹操自己的风格特征，别人难以复制。以《观沧海》为例，该诗恰恰将他气魄沉雄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诗中，除却开头描写海边的岛屿、草木、洪波等深秋景物外，曹操将汹涌的大海比作无边的宇宙与璀璨的星辰，以此来极力彰显大海的浩瀚无垠。试想下，这首《观沧海》作于远征乌桓大捷之后的凯旋途中,志得意满的曹操以统帅身份登上昔日秦皇汉武都曾登临过的碣石山,面对着壮丽河山与卷起千层波浪的大海,不由得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能肯定的是，此时他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定是恰如眼前这起伏翻滚的海浪般无法平静。《观沧海》便在这种昂扬的激情与极致的景物共同作用下孕育而出，让后人读此诗后心往神驰，魂牵梦萦。

　　除却《观沧海》外，曹操还写过诸多情感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的诗篇，里面的诗句也都闻名于后世，如《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常被一些“人老心不老”的仁人志士所引用；《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每每被用来勉励后人要及时建功立业。而《薤露行》与《蒿里行》更堪称为“汉末实录”，这些诗篇无一不让后人领略到了魏武之英雄气概。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除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外，曹操能够将建安文学推向极致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组建了著名的诗人团队──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即是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曹操被册封为魏公、魏王后将邺城定为王都，曹魏政权建立后更升格为五座首都之一，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中心。在邺城里，曹操网罗了大量当时一流的文学人才，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建安七子”。众所周知，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是汉献帝建安年间七位著名的文学家，被称为“七子”。可惜他们生不逢时，饱尝汉末战乱之苦。曹操统一北方后，除了将一再挑战政治底限的孔融诛杀外，给予了其余六人安定富贵的生活，即使是那个曾为敌方效力、写檄文大骂自己祖上的陈琳都不例外。世子曹丕还与这六人的交情深厚，他在《与吴质书》中曾回忆众人外出游玩时的快乐情景，那时大家志趣相投，“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可以说关系亲密到了极点。后来阮瑀先于建安十七年（212）去世，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均亡于疫病，王粲也于同年病逝于军旅，建安七子从此不复存在，曹丕悲痛到了极点，将他们的遗作整理汇成文集作为永远的纪念。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像是王粲的《七哀诗》《从军行》、刘祯的《赠从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作。此外，曹操念及早年与蔡邕的旧交，用重金赎回了沦落在南匈奴的其女蔡文姬，更成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佳话，一代才女蔡文姬也以《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佳作报答曹操，共同掀起了当时文人创作的一个高潮。

　　两汉时期注重经学，因为朝廷以经学取士，那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而文学只称得上是末学，一直处于被压制、不受待见的地位。试想下，如果曹操仍然延续两汉时期重视经学打压文学的步调，那么王粲等人依旧是些落魄文人，陈琳更会有性命之忧，又怎会博得“建安七子”的美誉。相反，曹操父子爱好文学、欣赏文士，给予他们富贵，更重要的是能给予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像汉武帝对待司马相如那样简单的当作艺人，所以这些文士用上乘的文章诗篇加以回报，同样以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风铸就了被后世尊称为“建安风骨”的审美范畴，更使得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恢弘磅礴的文学时代。客观地说，即使历史上的曹操有污点，但他对文学发展和繁荣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却是永远无法被文学史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