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擅辞赋，那篇气势磅礴的《子虚上林赋》颇得汉武帝欣赏，他也由此一跃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但司马相如有更远大的政治抱负，并不想只当一个文坛精英。所幸上天没有埋没司马相如，给了他在政坛上建功立业彪炳史册的良机。

　　汉武帝在位期间是汉朝对外急速扩张的时期，除在北方大漠与匈奴展开数次决战夺取了河西走廊外，向今天贵州、云南以及四川西部等西南地区的扩张同样是当时武帝制定的国策之一。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多是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被称为“西南夷”，譬如汉语成语“夜郎自大”中所说的夜郎国大致就在今贵州省，属于西南夷之一。《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出使夜郎晓谕国王归顺汉朝，同时给唐蒙下达了一个任务：修凿一条由汉朝巴蜀境内通往夜郎国的道路。为了完成修路任务，唐蒙可谓是竭尽全力，前后征发蜀地民丁数以万计。能够想象，在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古代，仅凭人数优势也无法奈何号称难于上青天的崎岖蜀道，“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非但修路进展极其不顺，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而且唐蒙又处决了修路不利的少数民族首领，前后一系列的事件导致蜀地动荡不安。为了防止随时可能爆发的民变，朝廷需要派一位特使前去安抚，这个时候司马相如依仗自己蜀人身份的优势请缨接过这个“烂摊子”，以钦差的身份前去问责唐蒙、安抚百姓。抵达蜀地后的司马相如做了哪些具体安抚事宜，史书并未记载，但他所写的一篇公告书流传下来，这篇公告书名为《喻巴蜀檄》。在《喻巴蜀檄》中，司马相如以家乡人身份讲明朝廷开拓西南疆域的重要性，希冀蜀地百姓“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能够做到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一篇晓之以理的公告书肯定解决不了实际困难，可最终的结果却是在司马相如的各种努力下蜀地不但没有爆发叛乱，甚至连通往夜郎国的道路都得以修通。道路修通后，司马相如又作为钦差二次出使，这次的使命是招安当地诸多夷人部落，同时修建新的边关以扩大汉朝的疆域。司马相如在完成使命后回京复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简言之，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一次将动乱消除于萌芽、稳定地区统治，一次招安夷人扩大汉朝疆域，两次都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司马相如并不是个只会咬文嚼字的墨客，他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

　　司马相如另一个政坛上的功绩就是多次上疏建议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自古以来帝王举行的一种仪式。具体流程就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故曰封；在泰山下的小山上辟场以祭地，故曰禅。它背后标榜的意义十分重大：帝王向天下证明自己的皇位乃是天地授予。另外封禅不能随随便便就去举行，必须是帝王获得一定的文治武功后方有去泰山祭拜天地的资格。封建社会前期，很多有作为和功绩的帝王如秦始皇、唐高宗、武则天都前往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今人时常将秦皇与汉武并称，其中一个缘由也是两人都曾前往泰山封禅。从司马相如进言封禅一事也能看出他的政治远见，希望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公元前118年，司马相如病逝，在去世前“遗札书言封禅事”，仍念念不忘请求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只是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大战刚刚告一段落，国家经济、民生都有待复苏，封禅只能暂时搁浅。在他去世后的第八年，即公元前110年四月，在一切条件成熟之后，汉武帝终于前往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为了让历史记住这一大汉盛举，汉武帝还将这一年的年号由元鼎改为元封。

　　司马相如是名人，今人提及他时往往只谈及辞赋才能，对其出使西南夷、劝上封禅等政绩大多一笔带过，其实后者才能凸显出他的能力乃至人格魅力。对司马相如来说，辞赋不过是人生中的一节跳板而已，他抓准机遇成功借助这节跳板完成了从文坛到政坛的转型，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时间已流逝两千余年，司马相如的人生早已不可复制，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得到启迪，让我们自己的人生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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