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花了十四年时间周游列国，后来的孟子、韩非子乃至司马迁都争相效仿他，皆有着丰富的游学经历。

　　在游学列国前，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处理司法事宜，此外还代理过国相一职。在其治理下，鲁国社会安宁、上下有序。在和齐国的会盟中，孔子又敢于引用礼法据理力争，迫使齐国不得不向鲁国谢罪并退还先前侵占的领土。

　　彼时鲁国国君大权旁落，季桓子等三位专权的士大夫为所欲为，在封地私邑内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其家臣于墙内横行跋扈，这些私邑逐渐成为了鲁国的“国中国”。孔子向国君鲁定公建议拆毁城墙，史称“堕三都”。堕三都初期顺利，但中间引发士大夫家臣兵变，鲁国国都曲阜亦受波及，拆毁私邑城墙一事最后半途而废。堕三都的失败、与士大夫的交恶，让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变得不利起来。加之齐国落井下石，以美女、宝马赠与鲁定公，鲁定公每日沉溺于声色犬马，懒于处理政务，让孔子倍感失望。不久后，鲁国举行郊祭大典，按照礼法，郊祭结束后孔子应该分到祭肉，而季桓子却从中作梗未将祭肉分与孔子，其目的在于拒绝承认孔子的政治地位将其排挤出权力中心。孔子原本就重尊卑礼序，讲求名正言顺，鉴于继续留在鲁国只会自讨没趣，五十五岁的他决定携弟子出游，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背景原因。

　　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等典籍所载，孔子到访的诸侯国有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足迹分布大体以今河南省为主。为实现理想抱负，孔子每到一国便向国君推行“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即以道德教化百姓，建立等级维系秩序。遗憾的是，彼时周王室日渐式微，列国间征伐不断，与自然界动物间的弱肉强食的法则无二，没人会对孔子所提倡的道德学问和礼乐之治感兴趣。在周游的诸国中，其中卫国到访次数最多，卫灵公起初愿意重用这位大贤，但因小人进馋而作罢。如果说在卫国只是政治抱负无法实现，那么孔子周游其他列国时更是厄运连连。比如前往陈国途中被误认作是恶人而遭到拘禁；在宋国演习礼仪时被歹人追杀；在郑国时和弟子走散，独自落魄的样子被郑人嘲讽“累累若丧家之狗”。游学后期遭遇的陈、蔡之困更是一次巨大打击：陈、蔡两国为阻止楚国得到孔子而派兵将其困住，史载孔子“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几乎陷入死亡的境地。简言之，孔子的游学之旅很是艰辛。

　　游学之旅虽然艰辛无奈，但也不是全无收获。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游学可以极大地增长学识见闻、升华人生境界，很多真知灼见就是在游学过程中总结而出，《论语》中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便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孔子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旅途愈艰辛，他的胸襟便愈豁达。被郑人嘲讽为丧家之狗时还能笑着自嘲“然哉！然哉！”；在叶地听到叶公跟子路打听自己的为人，孔子自行答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发奋学习以致废寝忘食、快乐起来忘记忧愁忘记衰老，这算是他游学当中以苦为乐的真实写照；被困于陈、蔡之际依旧始终坚守“君子固穷”的高尚理念；编订编年体史书《春秋》，“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晚年归鲁后的孔子潜心著书，最后在鲁国而卒。今天再来回看孔子周游列国之旅，虽然肇起流亡，但并非单纯的政治避难，孔子始终抱有一份天下大同的救世理念，一份以道义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他的思想境界在游学当中得以升华充实，为了理想而不息奔走的事迹更被后人铭记与敬仰。而穷其一生所创立的儒学思想，即使时代更迭也未能将其遗留在历史角落，相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