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杨柳青镇药王庙东大街上，有一处看似不太显眼的民宅，而牌匾上“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几个大字，提示着过往居民，它并不普通。这里曾经是一场重要战役的前线指挥部，刘亚楼就是在这里发布了天津战役的总攻令，而正是这场战役，让天津这座城市宣告解放。

　　完整保留 呈现指挥部原貌

　　走进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这是一所四合院式民宅，原是乡绅所有，用以经营钱庄，后被征用作为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坐镇指挥。其间，高级指战员曾多次在此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平津战役作战方案，指挥前线作战。

　　陈列馆分为东侧警卫室、南侧陈列室、西侧参谋室、北侧作战指挥室四个部分。其中，南侧陈列室以图文展板影像资料展示的形式对平津战役作了简要介绍，其他部分实景复原了刘亚楼将军指挥攻打天津的历史场景。

　　在参谋室旁的地面上，两枚航空炸弹映入眼帘。讲解员李璇告诉记者，天津战役打响前，国民党曾派飞机到这里进行轰炸，意图摧毁指挥部，但当时炸弹投偏目标50米落进旁边的佟家小院，佟家五口全部遇难。“这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貌，现在看到的指挥部就是最真实的样子。”

　　声东击西 刘亚楼巧设圈套

　　陈列馆院内还有威利斯吉普车，这是二战时期美国军队所装备的机动车辆。当时国民党军队装备了一批先进的美式装备，内战爆发后，我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了一批先进的美式装备，从此它逐渐成为我军指战员所使用的机动车辆之一。

　　战前，刘亚楼就是乘坐这样的车辆到大南河与敌军进行最后谈判。当时，国民党军队驻扎在城中心金汤桥一带，占据了有利地势。刘亚楼一直想把敌军主力从城中心调往城北，以便于我军“东西对进、拦腰斩断”。

　　一天，刘亚楼听到敌方派代表来谈判的消息时突然心生一计，令参谋转告敌方代表说：“刘总指挥已经在路上，再过半个小时就到。”但实际上，当时刘亚楼并未出发，而是在指挥室里，过了半个小时后才穿上大衣，坐上威利斯吉普车，绕杨柳青发电厂转了一圈赶到谈判地点。讲解员李璇介绍：“刘亚楼‘故意’迟到，实际上是‘声东击西’。”一进门刘亚楼连连道歉说：“不好意思，我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这时对方谈判代表暗暗看了一下表，时间已过去将近一个小时，如果从城北过来正需要一个小时，回去后他们便把发现的这个“内幕”报告给陈长捷。当日陈长捷便把他的主力151师从城中心调往城北。至此，刘亚楼完成了“声东击西”的作战计划。直到天津城破，陈长捷才恍然大悟自己中了刘亚楼的圈套。

　　耗时29小时 天津宣告解放

　　陈列馆内的指挥室，就是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进行战役指挥的所在地，刘亚楼就是在这里发布的总攻令。指挥室内通过塑像的手段再现了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总指挥在这里发布天津战役总攻令的场景。

　　在完成对天津的分割包围后，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指示于1月3日至12日发起扫清敌外围据点的战斗，在10天的时间里先后攻占了万辛庄、凌庄子、丁字沽、王顶堤等地，为攻打天津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我军西集团以和平门为突破口由西向东展开进攻，东集团以民族门、民权门、中正门为突破口由东向西对进。在实施打通中部的同时主力及时分兵，迅速向南北两翼发展进攻，歼灭各地守军。1月15日发起攻击敌警备司令部的战斗，当时由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担任主攻任务。1团在突破西营门后奋勇突破敌守军在南马路设置的800米火力网，于15日凌晨5点完成对敌司令楼的合围，并在猛烈地火力掩护下进入敌司令楼进行逐屋搜索，全歼敌特务营四个连，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等人。1949年1月15日，东西两大主力部队按计划在金汤桥会师，天津宣告解放，耗时29小时。同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至此，平津战役获得伟大胜利。

　　一张行军床 见证光辉岁月

　　作战指挥室陈设朴素简单，指战员当时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指挥作战的，在室内，还有刘亚楼使用过的皮箱和行军床，这张行军床由木、铁、棉毛纤维质组成，白色厚帆布作为床面，平时可以折叠起来打成捆。在平津战役期间，这张行军床一直陪伴着刘亚楼，见证着这段光辉伟大的革命岁月。这些革命文物是1983年陈列馆工作人员到刘亚楼家里征集文物时，他的夫人翟云英无偿捐赠的。而这些都成了陈列馆里最珍贵的藏品。

　　刘亚楼在此指挥平津战役的一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翟云英对这段记忆也尤为深刻，对这里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刘亚楼病逝后，翟云英每年都会来这里祭奠一次，现在因为年龄及身体情况来的次数相对少了。

　　据刘亚楼的女儿回忆，父亲生活节俭，但非常注重军人仪表，事务再繁忙，皮鞋也总是擦得锃亮，衣角、领口、袖口也总是平平整整，容不得半点污渍。

　　参观者徐静说：“丰富的资料和多样的展陈方式，将我们带回那个烽烟四起、炮声轰隆的年代，天津解放是无数英烈用生命换来的伟大胜利，我们重温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更加了解了解放天津的历史，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