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前夕，国民党在华北保留了40多个师、50余万军队，继续支撑局面，掩护江南的战略部署。被孤立华北的“剿总”傅作义举棋不定，一面收缩兵力，集结于平、津、张、唐一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查探我军意图，以求自保。一面和蒋介石信使往来频繁，拟逃江南，又想西窜绥远。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林彪、罗荣桓在1月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接受“八项条件”，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拖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民主人士及傅系内部开明人士亦作了有力的促进工作。

　　在天津战役准备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总部曾向天津守敌发出放下武器的劝告。当解放军兵临城下时，陈长捷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并查探解放军意图，曾两次派出当时的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

　　1949年1月4日，身着礼帽长衫，打着白旗，胸前缀着四个白色大字：“谈判代表”的市参议会代表丁作韶、毕鸣歧（商会会长）、施今墨（著名中医）等四人，出城与我军谈判。

　　天津前线指挥部向其提出五点要求：一、解放军为表示宽大和诚意，可停止向市内炮击7天（从6日至12日），在限期内命陈长捷和国民党官兵无条件投降；二、陈长捷所部一律放下武器并不得损坏；三、保证陈长捷及其官兵投降后的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及其官兵的私有财产不予没收；五、期限内要有明确答复，过期即开始炮击。1月5日，丁等安全返回市区，将与解放军谈判情况向议长杨亦周汇报，并向陈长捷转达了解放军的五项条件，陈未作明确答复。

　　1月9日，市参议会代表丁作韶等四人第二次出城到杨柳青会晤刘亚楼。刘亚楼重申：天津为工业城市，为保护天津，我军甚望和平解放。只要守军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保其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军将按计划攻城，首要分子必受严惩。并限1月11日8时前放下武器。丁等四代表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唯两军长（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瀚）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刘亚楼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限敌军三日内答复。敌方并无接受人民意志的诚意，故意说在三日内放下武器有困难，拒绝了解放军令其投降条件。敌人的缓兵之计完全暴露，陈长捷迟迟未作明确答复，无视我军三日后发起总攻的最后通牒。

　　当丁等四人初到杨柳青天津前线指挥部时，刘亚楼未暴露身分，并悄悄从侧门离开，过了将近一小时，便风尘仆仆地来到指挥部，说从北面赶来会谈，故意造成指挥机关在天津城北的假象。丁等四代表信以为真，1月10日上午丁等回市后汇报说，中共的高级指挥机关在城北。陈长捷忙把战斗力最强的62军151师从市中心调到城北。当解放军“东西对进”时，消弱了敌军的抵抗力量。敌151师未能投入战斗，即放下了武器。当陈长捷被俘后，押见刘亚楼时曾说，“是我受了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