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魏晋历史的人对“竹林七贤”绝不陌生，魏主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四月），嵇康、山涛、阮籍、阮咸、王戎、向秀、刘伶这七位志趣相投的名士远离尘嚣，时常相聚于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的竹林之中，他们以饮酒服药为乐、从探讨玄理当中寻求寄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并被后人推崇，称这种精神为“魏晋风度”。

　　翻开《晋书》，可以发现七人多有乖张荒诞之举：阮籍守丧时大快朵颐；刘伶裸身会客毫不羞耻；阮咸身穿重孝骑马追求相好的婢女，种种行为不拘礼节、完全随性，令时人觉得不可理喻，也让今人目瞪口呆，但却无损于“七贤”的美名。

　　为何会有如此尊称？可以肯定的是，七人的消极避世不等于他们是浑浑噩噩之辈，魏晋时代堕落的浑浑噩噩之辈很多，石崇炫富斗富、和峤患有“钱癖”、王衍尸位素餐、晋武帝司马炎羊车望幸公开售官，上层权贵只知享乐无甚作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亡国之举。反观山涛、阮籍，虽然饮酒服药，但却具备敏锐的政治目光，能够看穿司马懿称病是隐忍待发，不久预言应验；山涛又告诫司马炎平吴后罢武备兵的政策将带来灾祸，日后在八王之乱中同样一语成谶。试问，如果没有平日里的韬光养晦，又何来这种敏锐性呢？

　　再者，众所周知的原因，七贤避世是因不愿依附司马氏一族，充当篡位权臣的“金字招牌”。七贤中的嵇康，“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世说新语·容止》载其上山采药时因气质非凡还被樵夫误认为是神仙。嵇康既是名士，又娶曹操曾孙女为妻，成为皇亲国戚，在身处囹圄后三千太学生为之请愿，其名声、威望也可见一斑。但嵇康不满政治黑暗，对与司马昭沆瀣一气的颍川大族子弟钟会熟视无睹，宁肯以打铁为乐，也要逃避做官。曹魏后期，司马氏大肆诛杀异己清除亲曹势力，司马昭的岳父、著名经学家王肃对《孔子家语》进行作注与编纂，趁机伪造孔子言论，为司马氏篡位营造合法的理论依据，更为有识之士所不齿。

　　故而嵇康听闻山涛出仕投靠司马昭后，写下了著名的传世名篇，即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信中，他陈述了若干条不会出仕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坦言自己时常“非汤武而薄周孔”，通过非难圣贤反对礼教，实则指桑骂槐，这种举动也必将导致为已经被司马氏所玷污的世俗礼教所不容。比起李密在《陈情表》中“大打孝亲牌”的怀柔方法，嵇康敢于对司马昭的黑暗统治公开划界与“正面开火”，因吕安冤案赴死之际面不改色，刑场上泰然弹奏名曲《广陵散》，这种坚守大义的正气与凛然的傲骨之风，让世人永远记住了这位嵇康嵇叔夜。试想，如果没有嵇康的“威武不能屈”，“竹林七贤”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也必将大打折扣。

　　除了嵇康之外，刘伶亦作《酒德颂》坚决对抗礼教，他又终生酗酒、裸身狂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酒鬼、疯子的形象，加之其家世普通，基本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最终躲过出仕。而被迫出仕的阮籍，虽然曾为司马昭作《劝进表》被后世诟病，但他与山涛类似，同属无奈之举，也不是所有的事都听由摆布。阮籍以五言的《咏怀诗》作宣泄工具，以酒为对抗的武器，虽然出仕，但却要求担任职务普通的步兵校尉，理由是步兵营的厨师“善酿，有贮酒三百斛”；司马昭为司马炎求婚，欲与阮籍结为儿女亲家，阮籍故意酗酒大醉六十日，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阮籍又不断向礼教挑衅，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于司马昭的宴席上公然喝酒吃肉，视诋毁自己的何曾为无物；钟会数次诬陷，也都因酒醉豁免。阮籍参观楚汉古战场，发出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叹息之语，在他心中，何曾、钟会乃至司马昭也不过是些只配用“白眼”相向的竖子罢了。

　　值得欣慰的是，迫于政治压力，七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彼此感情深厚可昭日月。嵇康与山涛绝交，不过这种绝交非“管宁割席”式的蔑视与鄙夷，相反，嵇康理解朋友的苦衷与无奈，临刑前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山涛也没有辜负好友的重托，成就了一段可与“管鲍之交”相媲美的历史佳话；被迫出仕的向秀，日后重新游历至众人当初聚首的山阳旧地，作《思旧赋》追思被冤杀的嵇康、吕安；王戎任尚书令后途经几人曾经畅饮的黄公酒垆时同样勾起前事伤感不已，日后王戎的极度敛财，或许也是一种变相宣泄与自保手段。

　　“竹林七贤”的故事已历千年，但至今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试想一下，山阳县的密林深处，七个宽袍大袖的人在此躲避世俗、远离尘嚣，他们痛饮美酒、乘兴作诗、探讨哲理、感受生命，构成一幅大众企盼的理想生活图景。在那个僭越礼教即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在那个权臣把持朝廷的黑暗时期，他们就像是这片翠绿的竹林，让人感到清雅淡泊、宁静致远，也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添上了颇为灿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