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年画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到解放前夕，它已临近消亡。

　　为了珍惜和保护我国民族文化中的艺术遗产，五十年代初，我们就有许多同志开始对传统年画进行抢救。在具体的措施上，在人力物力的组织上，都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繁难而艰苦的工作。它今天之所以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有大批的优秀之作不断出现，完全是因为同志们对这一事业的支持和热爱的结果。

　　抚今追昔，杨柳青年画怎样由凋敝、复苏到发展，回忆这段历史情况，写出留给未来，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是天津文化工作发展中的一个实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这段历史中，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从合作社到画店成立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我们几位文艺工作者，有的分配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有的在艺术馆工作，开始接触到天津艺术界的朋友们。由于幼时对民间木版年画的热爱，我怀着渴望的心情，带着要做好新年画工作的想法，曾多次和马达、肖肃、戚单等同志一道，到天津西郊的杨柳青镇访问。

　　在访问过程中，拜访了几位老艺人，看到了他们极其简陋的工作环境：画板到处乱扔，风吹雨打，腐朽损坏得非常严重。在交谈中，又了解到年画作坊相继倒闭，艺人失业，生活困苦，民间年画业早已面临灭绝的境地。

　　那时，市文化局刚成立。大家认为早期杨柳青年画的一些精品，既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又是民间艺术中宝贵遗产。于是派当时在文化科工作的张老槐、王双、江泽等同志，去杨柳青调查，搜集有关材料。此后，美协的历田和赵兵凯同志也相继作过调查。1953年美术工作室出版《天津画报》时，要介绍民间年画，金力吾等同志也先后下去搜集材料，了解情况。

　　1953年冬，我们再去杨柳青镇，在一个院落的两间小屋里，生着小煤球炉，有三四个老人围在案旁，印刷灶王、神祃和娃娃抱鱼的小幅年画。这是老艺人韩春荣、霍玉堂、张兴泽组织了解放前已倒闭的“新记”“景记”“德盛恒”等年画作坊的几个人，成立的年画生产互助组。最初他们凑了四十元，买原料，开始印制年画。不久，韩、霍二人又腾出自己的七间房，吸收了老艺人陆恩荣、尹青山参加。当时十三岁的韩秀英和十岁的霍秀英，作为学徒也被吸收到互助组来，并拜老艺人为师，学习年画彩绘技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我们很受感动，对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恢复民间年画生产，表示支持和鼓励。

　　那时，中央文化部的李静森同志，也来杨柳青镇了解情况，并资助互助组五百元，表示关心和支持。李静森同志为了搜集年画资料，选了一部分旧板，每种印七份，交文化部有关单位保存。

　　杨柳青镇划归天津市西郊区管辖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年画生产合作社。市文化局选派刘增瑞同志担任社领导工作，当时的干部还有江泽。为了继承、发展艺术事业，又把有丰富经验的老艺人潘忠义、赵景春请来，负责绘画技术的指导。同时在静海县和杨柳青镇招收了三十余名青年，成立了杨柳青年画学习班，进行培养，并请老艺人和美术工作者授课。那时，不仅搜集个人收藏的画板和作品，对有些早已被毁或失传的、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他们也进行了重刻和复制。对损坏严重的画版、安排专人整理和修补。

　　市文化局为了这一工作的开展，在经济条件上还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韩春荣、霍玉堂在购置的河沿大街二街一号院内，新建了十余间房，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若和互助组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1954年，文化局向市领导写了报告，认为条件成熟，请求成立公私合营的美术出版社。8月份市领导批准，组织上决定由我负责筹建。我们一方面派人去外地物色选调美术干部，建立工作机构，一方面拟定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等等。为了解决广大农村对年画的迫切需要，天津美术出版社当年就出版了年画三十一种，印数达2790890张。

　　1955年前后，党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这种改造任务，需要一段较长时间。

　　1956年，天津荣宝斋从商业系统划归市文化局领导。杨柳青年画生产日渐扩大，出版品种日益增多，如中堂画、四扇屏、对联等，都由西郊张家窝、炒米店、董庄子生产加工装裱，销往各地。

　　1957年全国群英会，老艺人张兴泽作为代表荣幸地参见了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张后来又被选为人民代表。这表明了杨柳青年画艺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这一画种受到人民和国家的重视。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1958年，天津荣宝斋在本市河南路，开始了水印国画的生产。与杨柳青年画合作社合并后，从1959年起改名为杨柳青画店，开始由天津美术出版社领导。以郭钧同志为首的出版社的领导，为画店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培训了青年艺术人员，增加了美术编创力量，还出版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年画作品。同时，对传统年画中的一些佳品进行整理和出版。1960年，美术出版社还成立了杨柳青年画编辑组，何正慈、那启明、江泽三同志专门从事编辑工作。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杨柳青画店带来莫大灾难，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珍贵的古板，传统年画的原作，以及早期的年画制品，被任意毁坏，焚烧，丢失亦无人过问。此时有的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作为黑线人物，多次被批斗，受尽折磨。令人最感痛心的是，艰苦建设起来的家业，花费无数心血的劳动成果，惨遭破坏！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柳青画店实行了独立建制，从此，改由市文化局直接领导。经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组织整顿，清理队伍等一系列工作，画店大见起色，逐步走向正规化，并取得了新的成绩。

　　年画博物馆与资料征集

　　1959年，中央文化部钱俊瑞部长来津视察工作，我陪同他参观时，向他汇报了有关杨柳青年画的历史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很有兴趣，也很关心，并谈到他在访问民主德国时，曾送给威皮克总统一册杨柳青年画集。威皮克总统十分重视这份珍贵礼物，并且说德国也收藏了不少中国杨柳青年画。当时钱部长指示：希望天津文化局能建一个杨柳青年画博物馆，认为对发展我国民间艺术，进行文化交流，都会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离津时，他又把这一意见向副市长娄凝先讲了一遍。此后，我又接待过苏联朋友，陪同他参观天津艺术博物馆。看到杨柳青木版年画时，他说苏联国家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千余幅中国民间年画。

　　以上两件事，很令人深思。我向市领导讲过，文化局也开会研究过，并一致同意向市人民委员会写报告，请求建立年画博物馆。1960年初市人委正式批准这一报告，在文化局领导下开始了筹建工作。当时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年画画版、资料的征集；二是新馆址的建设。

　　关于第一方面的工作，由社会文化处的郎俊明、郝汝棻、王宝钟三同志，深入到杨柳青镇各街，及附近二十多个村，开座谈会，做个别家庭访问，从各个渠道摸线索。下去的同志着重调查以下内容：明末清初，杨柳青年画各阶段发展情况；作坊分布情况；地方志上有关杨柳青年画的记载以及其他文献；民间画师的画稿、粉本、墨迹；画师、刻工的小传、年谱、遗物；年画销行地区、办事机构、发行品种；旧社会对画业征收苛捐杂税的情况和对画稿的审查办法等；有关杨柳青年画的民间传说、诗文、歌谣；帝国主义分子对年画作坊掠夺和破坏……凡征集到画版、早期年画印制品、画稿等，国家都要付出一定代价收购。属于捐献者，国家亦给予奖金或精神鼓励。

　　通过努力，用三年多的时间，共征集到画版4328块，有关资料1528件。乾隆、嘉庆年间的画版尚少，光绪时期的最多。经过鉴定，资料中有乾隆年间画师王天来的扇画稿。还有张祝三和其他画师的作品，如高桐轩的《行乐图》、王润田的《风雨归舟》都是珍贵的。此外，还有齐建隆、戴廉增和其他画铺、作坊的契约、账簿、合同、牌匾、戳记等遗物。

　　在征集工作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尹青山老艺人，他积极支持，热情关心年画业的恢复和博物馆的建立。他以实际行动，积极带头，捐献了三百五十八套画版。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高。如：《桃园问津》《西施采莲》《怡红院》《潇湘馆抚琴》《文王访贤》《文姬归汉》《孔子周游列国》《天女散花》《四美钓鱼》《庆赏元宵》《庄家忙》《春风得意》……他的无私的爱国行动，对征集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愿这些画版能够重放异彩。

　　1960年11月，戴绍晨老先生曾几次给市文化局写信，要求捐献家藏的画版。为了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他提出的条件都一一予以解决。戴共捐献画版三百八十五套，一千六百四十二块。像《渔樵耕读》《莲年有余》《全家福》《五谷丰登》《麒麟送子》《琴棋书画十美图》《春夜宴桃李园》《文王爱莲》《幽王烽火戏诸侯》《苏小妹三难新郎》《红楼梦》《大观园》等都是画师们的杰作，也是戴廉增画铺幸存印版中的精品。过去，这些画版的印制品，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为广大群众喜爱。今天看来，在艺术上仍然有很高价值。同年，天津市文化局和河北省文化局商谈，省文化局决定把存放在正定大佛寺内的杨柳青年画版，拨交给天津市文化局。6月9日孙宝发和韩春荣二人去正定对存版进行整理，并造册、编目。共计画版441套，1568块。后因天津仓库未能解决，所以一直存在大佛寺。后来得知有关印版丢失损坏的消息，文化局王宜恭同志去正定，把画版装满两大卡车，运回天津，交给杨柳青画店保存。像《瑞雪兆丰年》《荷亭消夏》《春风得意》《竹林七贤》等大部分都是齐建隆作坊遗留下来的印版。

　　上面讲的是征集画版中，贡献最大，数量最多的三批。除此以外，杨柳青镇和周李庄、赵庄子、康庄子、房庄子、炒米店、古佛寺、东丰台等乡村，也征集到相当多的印版，包括贡尖、三才、对楼、四扇屏、门童、方子等类。这些原都分散藏在老艺人手中，也有的乱扔在农家各个角落，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

　　总的来看，画版的征集，收获是很大的。有很多画出自王天来、张祝三、高荫章、戴立三、徐少轩、王润田、张耀林、赵景春等名家之手。这些幸存的画版，是三百多年来许多画师和刻工的劳动成果，不知费了他们多少心血！征集的资料中，还有早期年画、过稿年画、画稿、墨线稿、扇画稿、灯心子，以及画铺、作坊的遗物等。其中四百余件是早期年画和过稿年画，四百余件是画稿和墨线稿，灯心子和扇画稿约四百七十余件。像王天来的扇画和钱慧安的四条屏，都是非常名贵的。墨线稿中有《儿童乐园》《插秧图》《安居乐业》《五老观泉》《踏雪寻梅》《羲之爱鹅》《喜鹊牡丹》《花卉博古》等，比较珍贵。至于画铺、作坊内的合同、契约、收据、账簿、产品名录等，对研究当时作坊的经营发展情况、业务往来关系、历史沿革变化等，可算第一手资料了。

　　据老人们回忆，杨柳青镇历史上开业的大小画铺和作坊，共有39家。炒米店和东丰台开业的画铺和作坊有19家。据有关记载，从事年画生产的人，有的村占人口的80%。

　　杨柳青年画事业，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今天，历经三十多年，它在逐步成长，不断发展。大规模的征集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收获，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对杨柳青年画的研究、恢复和发展，意义都是深远的。

　　以新的成果 焕发青春

　　1959年，在年画合作社成立初期，十分重视年画新题材的创作。邵文锦同志画了一幅《春风十里桃花香》的杨柳青年画。1960年到1963年，郭钧同志曾组织美术出版社画家，创作了一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杨柳青年画，如张鸾的《五子爱清洁》，张锡武的《淀上渔歌》等。这些作品给人以新颖、亲切的感觉，受到社会上的普遍注意，得到热情的鼓励和赞扬。

　　1964年，画店从美术出版社调进几位创作人员，连同画店培养的青年美术干部以及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力量。他们同心协力想在艺术上闯出一条路来。步万方的《四季花开》，苑诚心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张克森的《双枪老太婆》，何国华的《赶集归来》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作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柳青年画被视为“四旧”，当然不会幸免于难。画店被认为是应该砸烂单位，有的领导被关进牛棚，有的靠边站（或定重点批判对象），剥夺了工作权利。局势由上到下一片混乱。就在这时，有少数人竟趁乱任意毁坏幸存的刻板，当作劈柴生火取暖、烧饭。有的画版和资料被盗、散失。至于乱扔在院中各个角落的画版到处皆是。画版被毁之数，至今难以计算。这种毁灭文化的罪恶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文革结束后，在创作上收获最多的，是1977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据统计，参加的作者有二百余人次，完成的作品有280多件。197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展》，随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办的《中国民间年画展览》，选入杨柳青年画32幅，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展出。其中有25幅为外国收藏。

　　1980年到1985年，画店继续多次组织社内外作者创作，五年间共创作235件年画作品。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出乡土气味浓厚，富于生活气息，人物真挚朴实感人的作品。如：张为民的《幸福歌》，刘正的《幸福花开》，张克森的《山集春来早》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新生活，新人物，新变化。

　　祝愿杨柳青年画和各种艺术风格的年画，共同繁荣发展！